一、程颢理政三十年

读书笔记  程国义（相）

程题的一生，主要从事政治活动，兼有学术研究和收徒讲学活动。

（一）初仕鄠县

宋仁宗嘉祜二年（1057年），程颢中进士第。翌年，任京兆府鄠县（今陕西户县北）主簿。他初入仕途，在鄠县任期三年，尽心公务。主要政绩有三：一是诉讼决狱，机智果断，善于察辨。据载：“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，发地中藏钱。兄之子诉曰：“父所藏也。”令曰：“此无证佐，何以决之？”先生（程颢）曰：“此易辨尔。”问兄之子曰：“尔父藏钱几何时矣？”曰：“四十年矣。”“彼借宅居几何时矣？”“二十年矣。” 即遣吏取钱十千视之，谓借宅者曰：“今官所铸钱，不五六年即遍天下。此钱皆尔未居前数十年所铸，何也？”其人遂服。令大奇之。”这一案例说明，要判明案情的虚实，必须以物证为据。地下钱币是谁所藏？必须辩明这钱币的铸造时间和借居时间。检验的结果：钱是借居之前铸造的，自然就不是借居者所藏的了。程颢这样判决，有理有据，被告、原告都无话可说，令人信服。从而顺利地解决了这一诉讼案。南宋人郑克撰著的《折狱龟鉴》，把此案作为民事财产争讼案范例编入书中，使程颢在中国法律史上有一席之地。二是正风俗，破迷信。县南山寺中有一石佛，传说石佛的头部能放射光芒，招引了远近信男信女都去观看，日夜杂居一起，有伤风俗，历任县官都怕神灵，不敢禁止。程颢到任后，首先向寺僧了解情况，并告诫他们：如果再出现佛光，先告诉我，你们再把佛的头取下来，让我看一看。至此之后，再也没有佛光之事。三是爱护百姓。京兆府有水灾，各县调民工抢险抗洪，由于管理不善，其他县民工时有伤亡，而程颢带领 县民工，因注意饮食和住宿卫生，则无死亡。人们说程题治役如治军，管理有方。

在学术方面，宋仁宗嘉祜三年（1058年）， 张载以书信致程题，讨论定性未能不动的问题。程颢作《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》， 指出了认识论和修养论的相互关系问题，以后理学家认为这是性理学的重要文献。如明代刘宗周说：程颢的《定性书》， 发明主静立极之说，最为详尽而无遗也。宋仁宗嘉裕四年（1059年）， 谢师直为长安漕，程颢与他讨论《易》继《春秋》的问题。

（二）治理上元县

宋仁宗嘉祜五年（1060年），程颢以避亲罢，再调江宁府上元县（今江苏省南京市）主簿。

程颢在上元县任职三年时间内，政绩比较突出。主要有三方面：第一，平均田税，减轻百姓负担。宋代田税不均，上元县尤为严重，良田沃土多被富家占去，贫家失去土地，衣食无着，四处流徙，积弊甚多。程颢改革税制，“为令画法，民不知扰，而一邑大均。”从而制止了兼并土地之风，受到了朝廷的重视，决定在全国推行均税制。第二，为民排忧解难，敢于承担责任。宋仁宗嘉祜七年（1062年），上元县令罢去，程颢由主簿代县令职务。通常，江南稻田全靠陂塘蓄水灌溉。如果盛夏季节塘堤决口，就需要调千百农夫堵堤塞口。可是按照宋朝法律规定，这要由县报告府，有府报告漕司，然后才能计功调役，修堤堵口。程颖认为，如果按照这种上上下下的请示报批程序。再调集民工修堤堵口，非有余月时间才行，这一“苗稿久矣，民将何食”。于是，程颢遇到这种情况，就当机立断，立即调集民工，修院塘堵大堤，减少水灾，保持水稻丰，而宁愿自己“救民获罪”。程颗所在的江宁府市水运要冲，舟卒生了病，就留在小营子，一年内有数百人之多，大多死亡。程颢查明原因，是供给食品手续太烦琐，周期太长，饥饿而死。为此程颢请示漕司，要求先把食品贮存于营中，舟卒就可及时有饭吃，而避免死亡。所以，程颢常说：“一命之士，苟存心于爱物，于人必有所济。”第三，破除宗教迷信。上元县茅山有一“龙池”， 有五色蜥蜴动物，当地百姓称此为“龙”， 奉为神物。程颢为解百姓之惑，破除迷信，派人捕捉这种动物，并杀死而脯食之，起到了教育百姓的积极作用。

（三）教化晋城民

宋英宗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， 程颢“移泽州晋城令”（今山西省晋城市）。他在晋城重教化，办学校，政绩显著，深得民心。这期间，他主要实行了三条措施：一是编伍保，教育百姓互助互济，维持社会秩序。《明道先生行状》记载：“民以事至邑者，必告之以孝梯忠信，入所以事父兄，出所以事长上。度乡村远近为伍保，使之力役相助，患难相恤，而奸伪无所容。凡孤茕残废者，责之亲戚乡党，使无所失。行旅出于涂者，疾病皆有所养。”二是兴办学校，提高百姓文化素质。程颢让县属各乡都设学校，自己安排时间亲至讲授，发现不称职的教师，立即更换，提高教师水平，保证教育质量。由于措施得力，晋城这一“几百年无登科者”的地区，在顾宁、元丰间“应书者至数百，登科者十余人”， 展示了程颢重视教育的较好成绩。三是助民理财，平稳物价。晋城地薄民贫，财赋窘迫，官私科买物品，价格均不平称，暴涨暴落难以控制，给当地百姓带来沉重负担。程颢采取措施，“体富家预储，定其价而出之。富室不失倍息，而乡民所费，比常岁十不过二三。民税常移近边，载往则道远，就来则价高。”于是，程颢“择富民之可任者，预使购粟边郡，所费大省，民力用纾。县库有杂纳钱数百干，常借以补助民力”。这些措施虽然首先有利于富人，但是对平民百姓也会减轻负担，因此受到百姓的拥护。

（四）参与变法，又异论新法

宋神宗颐宁二年（1069年）二月，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，设制置三司条例司，程颢、苏辙等为属官，参与讨论新法。四、月，王安石将行新法，奏请派遣程颢、苏辙等八人，到各地视察农田、水利、赋役等新政推行情况。八月，由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，授程颢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。程颢受到宋神宗的重视，多次召见，听取意见。但是，程颢“前后进说甚多，大要以正心室欲，求贤育材为先”；“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，未尝及功利。神宗始疑其迂，而礼貌不衰。”九月，立常平给敛法。程颢提出“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平常本钱”。宋神宗问王安石曰：“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平常本钱，如何？”王安石曰：“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，臣以为颢未达王道之权也。今度牒所得，可置粟四十五万石。若凶年人贷三石，可全十五万人。如是而犹以为不可，岂为知权乎！”由此宋神宗对程顾表示冷淡，王安石与程颢的意见也多不合。这样程颢对王安石新法的态度有所改变。同时，自从颐宁二年七月公布均输法和颐宁二年九月公布青苗法之后，朝廷内外一些官员议论纷纷。先是从颐宁二年十一月司马光与吕惠卿的辩论开始，继而有范镇的《请罢青苗法》、赵瞻的《廷对》等；又有颐宁三年二月，大名府知事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，引发了地方官中欧阳修、刘痒、姜潜、富弼等，分别上疏拒绝执行青苗法。正是在这股反对新法的浪潮中，程颢于颐宁三年三月四日，上《谏新法疏》，由参与变法改革，公开转向了批评变法改革的立场。要求停止“青苗法”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提举官硬性摊派贷款和预先扣除利息的办法。程颢上疏不报，四月十七日又再次上疏，指责王安石主持变法是“措置失宜，沮废公议，一二小臣实与大计，用贱陵贵，以邪妨正”， 认为即使侥幸事有小成，也是“兴利之臣日进，尚德之风浸衰，尤非朝廷之福”。程颢作为言官，此番议论应是不当，按律例是要罢官的。所以，宋神宗颐宁三年（1070年）四月十九日，差权发遣京西提点刑狱，程颢奏辞，又改差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，结束了在中央政府任职仅九个月的政治生涯。与程颢同时上疏反对新法制置三司条例司官员孙觉、李常、张戬等，也都先后被罢官外放。

（五）潜心学问，创立洛学学派

程颢在自宋神宗颐宁四年（1071年）至宋神宗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的十四年中，虽然担任过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、西京洛河竹木务、监汝州酒税、知扶沟县事等地方官吏，并在签判澶州、差知扶沟任内，有过治黄堵口、兴修水利、赈济灾民等政绩，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则从政治方面转向教育和学术活动方面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程颗终于与某弟程顾共同创建了洛学学派。

宋神宗颐宁五年（1072年）， 程颢回到洛阳，居住在履道坊。据他的弟子刘立之记述：先生“归洛，从容亲庭，日以读书劝学为事”。又说：“士大夫从之讲学者，日夕盈门，虚往实归，人得所欲。”自此以后，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，广收门徒，结交师友，潜心学问之事。据统计，程颢的弟子有刘立之、邢恕、谢良佐、游酢、吕大临、吕大忠、吕大钧、苏晒、杨时、李吁、刘绚、朱光庭、侯仲良、邵伯温、周纯明、田述古等人。同时，退居洛阳、许昌的一些朝廷重臣，如司马光、吕公著、文彦博、韩维、王彦霖等人，也与程颢、程颐及其父亲程珀交往甚密。这些及门弟子和朝廷权贵们成为洛学学派的中坚力量和支持者。

宋神宗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 蓝田吕大临到扶沟问学与程颢和程颐。《程氏遗书》卷二上《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》， 记录了问学的内容。其一，记述了二程关于“理”或“天理”的论断。如，“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，故推至四海而准”。宣布了“理”的普通性和永恒性。其二，记述了程颢著名的《识仁篇》。他说：“学者须先识仁。仁者，浑然与物同体。义、礼、知、信皆仁也。”阐述了二程理学的人生哲学。其三，记述了程颢对张载关学、王安石新学等学派的评论。

宋神宗元丰四年（1081年）， 李端伯从学与程颢，记有《端伯传师说》， 后为《程氏遗书》首卷。在这篇语录里，程颢提出：“道即性也。若道外寻性，性外寻道，便不是。”同时，提出了“生之谓性”的观点，认为“生之谓性，性即气，气即性，生之谓也”。表现出程颢人性论独具的特色。

宋神宗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， 刘绚来洛阳以师礼见程颢，有《戍冬见伯淳先生洛中所闻》之语录，记述了程颢的辩证思法想，提出了“万物有对”、“阴阳消长”的观点。

宋神宗元丰八年（1085), 程颢病逝，官至宗正寺丞，享年五十四岁。文彦博题其墓曰“明道先生”。后赐谥纯公，封河南伯。程颢的长子程端懿，北宋进士，蔡州汝阳县主薄；次子程端本，治进士业，陕醴泉县知。